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
春秋时期，至圣先师孔子曾愤怒地说道：“那些最早采用陶俑替代活人殉葬的人，恐怕难逃断子绝孙的厄运吧！”这番激烈的言辞，显然与孔子一贯温文尔雅的形象有所不同。他的愤怒并非针对普通百姓，也不是责怪制作陶俑的工匠，更不是陶俑本身。
孔子的指责直指当时的统治阶层，以及那令人发指、激起天下民愤的人殉制度。
从史前文明起，活人陪葬这一陋习便已存在。从氏族部落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，再到封建王朝，统治者利用活人殉葬，不仅体现了社会私有制的发展，也暴露了他们通过残酷手段彰显权威、满足私欲的专制本性。
通过儒家先贤的言论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尽管先秦时期已有陶俑的使用，但活人陪葬这种残酷的祭祀方式依然盛行，屡禁不止。
史书记载显示，当时大夫、将军级别的陪葬者数量多则数十人，少则几人。而对于王侯贵族来说，陪葬人数甚至能达到数百。至于帝王以及更早期的荒蛮年代，活人陪葬的残酷程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。
在那些令人窒息的古墓中，被活埋陪葬的人是否有逃脱的机会？若无幸逃，他们又能活多久？
我国古代活人陪葬制度的兴衰，大致可分为起源期、兴盛期与消亡期三个阶段。其中，消亡期漫长且反复，统治者试图掩盖甚至美化这种残酷行为。
首先，活人殉葬究竟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几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齐头并进。
上古时代，人类迷信且落后，聚落一旦形成，便伴随祭祀鬼神与“杀人消灾”的行为。这种做法一方面彰显族群威势，另一方面明确了统治者的“归属权”，成为荒蛮年代无法回避的社会惯例。
现代 考古已发现，距今约四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，便出现了人殉现象。随后龙山文化、仰韶文化、齐家文化，再至二里头的夏商文化中，人殉的痕迹持续存在。
换言之，在我国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，活人殉葬现象由来已久。
国家形成之后，这种行为非但未消失，反而愈加盛行。“生殉”和“人殉”的词汇由此产生。担任“神职”的巫师，作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开始在兽骨或龟甲上刻画符号，借助火烧裂痕占卜，决定“生祭”方式。
这些刻于兽骨和龟甲上的文字，后来被称为“甲骨文”；青铜器则是“青铜礼器”或“青铜祭器”。“殉”意味着杀戮，“器”则多为威慑之物，因此商代青铜器上往往雕刻着凶猛怪异的神灵图案，象征“杀人无情”、“吃人不吐骨头”。
祭祀的对象日益广泛，包括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无一幸免。王公贵族不仅满足于死后陪葬金银珠宝，还将仆人、家眷乃至属民一并活埋。
考古发现，殷商时期显赫家族墓穴中普遍存在活人陪葬的现象。发掘出的遗址显示，殉葬人数有时达到上万人之多。
这些被牺牲者身份多样，大多是墓主的妃嫔、妻妾及亲信仆从，还有被残忍剁碎、血祭、活埋的受害者。
这些数字与名词，在今人眼中不过是无数白骨堆积，然而在当时，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他们在渴望活着的同时，却一步步走向无尽的黑暗。
1970年代中期，安阳殷墟发现的一座中型墓穴周围，排列着千余个大小不一的活人陪葬坑，遗骨散落一地，且多为未成年青年。
死者有的被斩首，有的断肢残骸，甚至带着刑具。通过随葬品推断，他们多为墓主的侍从、妃子、婢女、士兵及杂役。
可以想象，临终前他们尚存一丝生机，却所受苦难几乎生不如死。
古籍明确记载，多数等待殉葬者并非自由之身。虽然帝王已逝，余威仍在，那些“被活祭”的人往往事先被捆绑，带着刑具，按部就班地走向死亡。
有些史书记载了更为残酷的“固定法”：用铁钉将男女几十人钉在墙上，主棺悬挂中央，以防逃脱。
为了确保无逃生可能，殉葬制度早已完善了各种手段。温和些的用麻醉剂让人“安乐死”，果断的则直接斩首，迅速了结生命。
更残忍的手段还包括毒酒、勒绳、活埋、断肢等。即便仅仅被绑缚在墓中，也只能坐以待毙，无法逃脱。
即使有极少数幸运者逃脱了这些死法，并找到水与食物，若不能及时离开墓穴，也不过是延长几天生命罢了。活人在密闭的墓穴中，因缺氧而难以存活，特别是帝王墓中机关重重，通风极差。
从先秦的盛行，到汉代逐渐衰微，乃至元明清时期，活人陪葬仍偶有复燃。
权力的腐败与利益的驱使，使“妻子陪死，妾室殉葬”的陋习在清末得到某种程度的推崇。统治者甚至颁布旨意，立碑表彰这些“烈女节妇”。
直到封建时代终结，活人陪葬制度才得以彻底废除。孔子当年所发出的诅咒，正是他对人间惨状的深切忧虑和预见。
正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治国之道所说，“以刀杀人”与“以专制杀人”实质无异。
“作俑”虽然只是小小的模仿活人，却比直接活人殉葬已是进步。仁者如孔子，早已看透其背后的人性冷漠和残忍无情。
一个不能爱护生命的社会，必将招致天地共愤，家破国亡。唯有如今盛世，人民才能摆脱“我命由人不由我”的宿命，获得平等与自由，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，而非他人的附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