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谷粉丝 |
2025-09-09 11:14 |
每日清晨醒来就拿起手机刷刷社媒,输入文字时依赖自动纠错功能,观看短视频时“无限滑动”的动作,闲时找AI聊聊天,这些因技术发展而“无需思考”的行为,是否已成为你的日常?这是“技术无意识”的一种体现。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所言,“人已经不是一个脱离机器而存在的主体,所以如果要定义人的话,必须要有个加号。” 在人机边界相互溶解的当下,文学见证着这种“突变”,经受着挑战,亦帮助人们稳住自身的意义。若把文学压缩成两本,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作家格非最推荐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或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。前者是写实主义高峰,后者则表明:小说中涉及到的最核心的东西,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与多变感知,这是AI不能取代的。
 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尤利西斯》、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书影。
AI时代,“写作是我的权利” 人工智能无疑对文学写作带来多重挑战,写作变得容易,而读者在日趋变少。一方面,一般性的写作极易被人工智能取代,格非认为,“今天人们在媒体信息中可以找到很多素材,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变得很容易,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专家,去描述你原来不熟悉的一种社会生活。但它同时也造成一个问题:AI也能做,而且做得会比一般作家做得好。” 另外一种挑战是,对语言有精细要求的读者在逐渐减少,因此那些追求精深、个性化的创作也会非常困难,“我们的作品很可能会回到比如李白杜甫他们当年写作的时代,就是只被很少的人阅读,这也没什么不好。我知道有年轻写作者写了很多不发表的作品,他们可能给朋友们看一看,这种写作在将来会变得非常普遍。” 但写作绝对有意义,这没什么好商量的,格非笃定地说。“万一有一天机器写的比我好,我也不会放弃写作,因为写作是我的权利,它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。”在格非看来,人工智能为文学写作带来种种挑战,但这与文学写作的内在激情并不冲突。“写作不是比赛,而是你每天把自己从焦虑、无聊中拯救出来的重要权利。文学还是应该凭着自己内心,重新调整我们跟时代的关系,从中确定我们的语言策略,否则写作没有意义。”
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作家格非正在分享。
刘禾在其新著《弗洛伊德机器人: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》中提到,曾有很多科学家非常迷恋作家乔伊斯,文学亦在数字世界中富含张力。刘禾认为,“文学并非技术的语料库,而是数字技术的基础,先于数字技术。比方说,俄国数学家马尔可夫很早期的数学模型,是来自于对普希金的诗歌《奥涅金》的元音、辅音的计算;乔伊斯在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这本几乎不可读的小说中做数学实验,这也是为什么最早做信息论的克劳德·香农把这本书拿来计算‘熵’等概念,建立他的通讯理论。”
 刘禾新著《弗洛伊德机器人: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》。
文学创作当中最核心、最无法被技术替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?格非认为,这涉及到“无意识”,我们将个体的生活体验存入记忆中,而写作中最迷人的部分就是“记忆的无意识”。“文学中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的空间,这个空间是无法完全按照基本语义来呈现的。文学一部分受理性控制,有更多的部分如创造性的智慧是被黑暗所笼罩的,需要通过写作把它召唤出来,然后获得真正意义上书写的自由。” 人机之间:如果要重新定义人,必须要有个加号 当下的人工智能具有某些特殊能力,增强虚拟,也强化了现实。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看到,“一是创造虚拟现实,而这种虚拟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,很多年轻人很大一部分生活是在虚拟世界中,边界不是那么清晰的。二是人工智能会强化某些现实。”这也说明,现实世界和镜像生活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。
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正在分享。
“你看到过吗?在咖啡店,一对情侣坐在一起喝咖啡,两人都分别冲着自己的手机看。”这种图景可以说极为常见,而让刘禾焦虑的是,人机关系如此密切,人的主体性如何安置?“人已经不是一个脱离机器而存在的主体,如果要重新定义人,必须要有个加号。”
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正在分享。
对于文学而言,无论是写作者、读者还是内外世界,都需要处理当下这个人工智能突起的时代,究其根本,“人机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。例如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非常忠实的伴侣,其置入的人工智能不断模仿人,人也在反向模仿机器,汪晖提及,“人和机器不单是并存,隐隐约约感到边界的动摇”。人机很难区分,自然人的概念摇摇欲坠,长久以来人类区别于万物的“人类例外论”这一传统伦理,也在受到挑战。 刘禾发现,当手机突然丢失,人们通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一部分,因很多记忆存储在手机中,此时人和手机的界限已然不分明了。而面对这种人机交互的现象,有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,人体内植入芯片,便可延展记忆,以至人类“不朽”;而刘禾《弗洛伊德机器人》一书提出另一哲学批判,人类亦有可能逐渐变成一种“服饰人偶”。 从技术的“突变”,找文学的“奇点” 当世界的真实性越来越被数字幻象所中介,人类还有独属于人类的未来吗?在AI近乎逼问的情境下,或许文学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意义。刘禾说,“我们的确需要思考,但不是说AI可以画画了,AI可以写作了,AI可以代替人翻译,不是这么回事。而是应该借此思考,写作是什么?艺术是什么?这些每一次新的技术出现都必须重新提这些古老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拿出像样的答案,那就意味着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。” 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,亦能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一些独特价值。格非认为,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技术“突变”阶段十分重要,重读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其中有技术突变而带来的社会变革;乔伊斯从《都柏林人》写实主义转向意识流写作,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变化。格非坦言,“科学技术在不断发生突变,反过来改变巨大的系统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、信息传播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,乔伊斯只不过是变化之一,如果你(创作者)不寻求变化,还是用那种四平八稳的老的那种老调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的话,你不觉得可笑吗?”
 左为汪晖新作《世纪的多重时间》,右为格非新作《云朵的道路》。
当代作家还能书写出怎样的世界?“当代作家如果写作还要继续,需要去寻找‘奇点’,然后使得创作跟系统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加有意义。”格非借用德勒兹的“奇点”理论,讨论当下技术突变背景下,文学需要捕捉到能突破系统规训、揭示系统本质的关键点,正如赫尔曼·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的“奇点”是“自动奔赴一个地方去毁灭”,《抄写员巴托比》写“拒绝消费对社会系统的影响”,唯有通过“奇点”建立创作与系统的张力,才能使作品获得超越时代的哲学深度。
 赫尔曼·梅尔维尔所著《白鲸》书影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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